講“昆明話”的藏族村

來源:香格里拉網 作者: 發布時間:2019-10-31 10:01:55

◆ 殷著虹

40年前,我高中畢業,和幾個同學一起到石卡雪山腳下的布倫村插隊落戶。那時的布倫、初古兩個自然村同屬大中甸公社曙光大隊(今尼史村委會)的一個生產小隊。

到村后,生產隊臨時把我們安排在生產隊的公房里住下,哪知這一住就是兩年多,到第三年我們才有了自己的房屋。那是一幢蓋著瓦片的平房,結合了藏漢建筑的特點,一個大間是隊里的會議用房,幾個小間和一個伙房歸我們使用,房頂上還安裝著兩只高音喇叭。

我們住下之后,生產隊長向我們介紹說:“咱們小隊是全大隊最好的,村子有磨房,還準備購買一臺大型拖拉機,已經派拖拉機手去學習了。”

我和另一名知青同住一間宿舍,這間宿舍原先是生產隊的廣播室,房間里拉著亂如麻團的電線,擺放著收擴機、電唱機、話筒等,墻壁上釘著許多開關,還掛著幾張民歌老唱片。村里有這廣播室但沒有廣播員,只是偶爾有小隊干部“闖進”宿舍,通知有關事務和會議。

雖然住在廣播室,但我們都不會去觸動那些廣播器材,以免損壞。大家都只顧著和村里人一道出工干活,打發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時光。

有一天,村里一戶人家辦喜事,隊干部叫了幾個年輕人來到我的宿舍,請我打開廣播,讓他們唱山歌來表示祝賀。我應他們的請求打開廣播,他們唱過一陣后廣播突然沒聲了。為了不掃主人的興,我便把電唱機連接到收擴機上,隨著唱片在電唱機上轉動,唱片里的歌曲瞬間傳播到了各家各戶。

那時,除了我們房頂上架著的高音喇叭外,村里各家各戶都安裝著小喇叭,只要收擴機處于開通擴音狀態,小喇叭之間還可以對講,這就是那個時代的廣播“戶戶通”。

這天,村里人在廣播聲中辦了喜事。在第二天的生產勞動中,廣播成了村里人的熱門話題。處在文化生活匱乏的年月,村里人把聽到廣播歌曲作為一種美好的享受。也在這天我才知道,原先村里的廣播室是可以轉播廣播節目的,可安裝后不久就遭到雷擊,無法再收聽,村里僅有的幾張唱片卻因為作者和內容“有問題”而被禁播。村里沒有追究我播放唱片的責任,反而產生了很多請我放廣播的呼聲。

看到村民如此喜愛廣播。我便找到隊干部問怎么不去修理收擴機和購買新唱片?回答是:“縣廣播站沒有配件,村里也沒有更多錢來購買新唱片。”我感到十分遺憾,卻擋不住村里人的熱情,后來,我突然想通過話筒把收音機廣播傳出去的辦法來播放廣播。為此,我回到了縣城,把家里的半導體收音機帶到了村里。

這以后,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收音機把廣播傳到家家戶戶。每晚收工時再播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“各地人民廣播電臺聯播節目”。村里人對此欣喜萬分,都說:“知識青年到農村,改變了我們的生活。” 這話真沒錯,后來,村里人的生活還真是被這廣播所改變。

記得我們剛到村里時,村里沒有幾個會講漢語,而知青們又不懂藏語,和村民交流基本是各說各的語言,各比各的手勢,也鬧出過不少誤會和笑話。一次,村里一戶人家小孩滿月,邀請女知青到家里做客。主人見女知青拘禮,本想用漢語說:“別害羞,慢慢吃。”卻說成了:“你們不害羞,慢慢吃。”讓女知青們哭笑不得。

又一次,縣里的工作隊到村里進行“批資產階級法權”宣傳,村里讓我主持會議。本該是個嚴肅的活動,我想說:“請大家鼓掌歡迎宣講”,卻由于不熟悉藏語,說成了:“大家‘嘎嘎當(藏語哄小孩的話,類似拍拍手)’,歡迎宣講”。鬧得參會的人哄堂大笑,沖淡了活動的效果。

還記得那時村里有個年輕人,從城里看電影《奇襲》歸來,便繪聲繪色地向村里人講起“易會爾”擺脫敵人追擊的精彩故事。我聽到后卻糊涂了,我問他:“電影里哪有一個叫‘易會爾’的人呢?”可他卻說:“你沒聽見嗎?‘易會爾’開著吉普車狙擊敵人。”后來我才反應過來,他說的“易會爾”是“一會兒”。于是我對他說“‘一會兒’不是人,指的是時間。”這之后,村里人給他取了個綽號,就叫“易會爾”,而今人們還這么叫他,幾乎都忘了他的真實姓名。

當時,為了幫助村里人學習漢語,知青們籌劃起“漢語教學計劃”。記得那時的云南人民廣播電臺農村節目是用云南方言播報的,廣播節目很生動,而且都是方言。于是,知青們每天早上都播放這個節目。

節目播出后受到村里人的廣泛關注,大家都喜歡上了這檔節目,都說廣播里的話和知青說的話差不多。從此,我們在向他們學習藏語的同時,他們也從廣播節目里學習到了漢語。雖然節目語言不完全是“昆明話”,可幾個月之后,村里人的漢語中,還真有點“么么噻(昆明方言語氣助詞)”的味道。

因為知青們說的方言不是“昆明話”,所以與云南臺方言廣播有著差異。細心的村里人在學習漢語過程中發現了這一情況,有趣的是,他們以為知青們說的話不“標準”,還“糾正”起我們的方言,說:“應該仿這份說——中國(gue)人民解(gai)放軍,遵守《三大紀律八項(hang)注意》。”把我們弄得忍俊不禁。

村里人學習漢語的速度很快。記得那年秋收前,州水工隊派了幾個技術員到布倫村下鄉,隊員中有一位是維西縣藏族,可這位操的藏語卻在村里行不通,雙方只能改用漢語交流。而令他驚訝的是,他的漢語水平還不如村里人,過后他問我說:“怎么這個村里的人講的是昆明話?”

每天和村里人在一起也讓我們習慣了他們的“昆明話”,直到周邊農村把布倫村戲稱為“昆嗇(藏語,昆明人做作的意思)”時,我們才深深地感到“漢語教學計劃”取得了成功。

那時,村里人常說:“好聽的語言比歌聲悅耳,好看的莊稼比花朵美麗。”確實是這樣的,這年收割青稞結束之后,接著開始收洋芋。在那個年月,為了實現高產穩產,生產隊大面積種植了洋芋,可洋芋卻是難以儲存的“軟糧”。為了把“軟糧”變成“硬糧”,生產集體時常通過以物易物的方式到谷物產區把洋芋換做大米、玉米等糧食。

在這以物易物過程中,語言能力成了交易致勝的法寶。這時,布倫村人自然憑借著“昆明話”的優勢高興而去,滿意而歸。他們總能在別的生產隊之前,率先把村里大量的洋芋換成大米。所以,那時村里流傳著一個順口溜:“知青亞姆亞,洋芋大米撒(大意是:知青好,洋芋換大米)。”

“洋芋換大米”后,能說會道的布倫人又排演了一出“肉牛換機械”的“新戲”。這年后的夏季,隊里把男勞力都安派到了哈拉林場伐木找副業,但在林場異常艱苦的條件下,伐木光靠人力和畜力是完成不了的。這時,聰明的隊干部想起了吉沙林場的機械。于是把生產隊里的菜牛送給吉沙林場工人,也還是那“昆明話”拉近了與工人的友誼,在相互利益的共同作用下,吉沙林場派出了載重汽車和油鋸幫助了我們,這年生產隊的副業收入再上一層樓,村里人個個為此笑逐顏開。

在尼史草原上有這樣一個諺語:“情意是長流的河水,語言是河上的橋梁。”正是這長流的河水滋養著布倫村的土地,河上的橋梁搭建出美好的社會關系。那時,操昆明口音的布倫村人巧妙地繞開了反對“走資本主義道路”政策規定,讓村里的外出務工、副業生產和產品交易等殊途同歸于經濟收入,使當時的群眾鼓起了腰包。成為遠近聞名的“單車村”“手表村”和“廣播村”。

今年,我再回到布倫村時,切身感受到布倫村翻天覆地的變化。在村容整潔、安康富裕的村子里,我尋找著曾經說“昆明話”的村里人。村里開辦旅游服務的扎西告訴我說:“昆明話早已過時了,如今是普通話的年代,還有是學外語時代。”于是,他捧起一條哈達送給我,說:“Welcome to Shangri-La.”

至此,我衷心祝愿曾經會講“昆明話”的布倫村,日子么一天比一天板扎,生活么一年比一年實在,和和美美,樣樣都好!


責任編輯:王維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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